中国或美国的金钱判决能否在澳大利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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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中国内地和美国未列入《外国判决法》的名单。香港和台湾已列入,因此其所列法院的金钱判决改为在澳大利亚州或领地最高法院登记。登记申请须在六年内向该法院提出,登记后的判决即如同该法院自己作出的判决一样执行。
- 中国或美国的金钱判决须在澳大利亚法院另行提起诉讼执行。起诉时限由各州法律规定: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须在12年内起诉,在维多利亚州则可能须在六年内起诉。法院审查四点:外国法院必须对债务人具有管辖权,且判决必须是终局判决、在相同当事人之间作出、为确定金额。
- 债务人不能就案件的实体问题重新争辩,无论其在外国是否提出过该问题。剩下的只有范围很窄的抗辩,例如欺诈(fraud)。新南威尔士州倾向采用的方法是,欺诈主张必须依据在外国法院审理该案时无法获得、且经合理努力也无法发现的证据。
- 就仍在外国上诉中的判决起诉存在风险。美国一家上诉法院于2026年推翻一项161亿美元的判决后,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称该判决已不再有效。债权人此前已就另一问题在澳大利亚的上诉中胜诉,但法院让双方各自承担该上诉的诉讼费用。
- 仲裁裁决(arbitral award)是仲裁员在私人仲裁中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决定。在中国或美国作出的裁决,通常依据《1974年国际仲裁法》(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74 (Cth),下称“《国际仲裁法》”)向澳大利亚法院申请执行,且法院只能以该法列明的理由拒绝执行。
假设您在上海或纽约的法院胜诉,债务人没有付款,而其资金在澳大利亚。该判决可以在澳大利亚执行,但不能通过向澳大利亚法院登记的方式执行,因为澳大利亚的外国判决登记机制不适用于中国内地或美国。1 您需要在澳大利亚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将该外国判决作为债务主张。如果四项要件均已满足,且债务人未能证明任何抗辩,法院将作出判决,而不会重新审理争议。2
登记与另行起诉之间的界线,取决于作出判决的国家或地区及其法院是否列于《1992年外国判决条例》(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1992 (Cth))。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经申请即可在澳大利亚的州最高法院登记,而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法院作出的判决,却需要另行起诉。3 下文说明境外法院的金钱判决在澳大利亚执行的途径、要件、时限和实务步骤,重点是中国和美国的判决。
中国或美国的判决能否根据《外国判决法》登记?
中国内地或美国的判决不能根据《外国判决法》登记。《外国判决法》允许债权人(creditor)将外国金钱判决在澳大利亚州或领地最高法院登记,然后如同该法院自己作出的判决一样执行。但该法仅适用于《1992年外国判决条例》所列的国家和法院。4 名单包括英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但不包括中国内地、美国或美国任何一个州,且自2015年12月1日以来未作改动。5 因此,中国法院的判决须依普通法(common law,即由法官通过判例形成的法律)执行。6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外国判决法》适用于某一判决,例如香港高等法院的金钱判决,登记就是唯一途径。澳大利亚法院不会受理基于该判决的普通法诉讼。登记的六年期限届满后,情况依然如此,因此错过该期限的债权人,也无法转而提起普通法诉讼。7
债权人有多长时间执行中国或美国的判决?
起诉时限由各州法律规定。在昆士兰州或新南威尔士州,债权人可在12年内就中国或美国的金钱判决提起诉讼,自该判决在作出地国家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8 该日期取决于该国的法律。例如,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2022年审理的Tianjin Yingtong Materials Co Ltd v Young案(下称“Tianjin Yingtong案”)涉及一份2010年3月的上海判决。债权人于2021年8月起诉,距该判决作出不到12年,该法院认可该诉讼未超过时限。9
维多利亚州给予的时间可能更短。该州法律规定,基于判决提起诉讼的时限为15年。但联邦法院合议庭在2003年指出,基于外国判决提起的诉讼似乎应被视为追讨合同债务的诉讼,须在六年内提起。10
相比之下,香港或台湾的判决,须在判决作出后六年内申请登记;如有上诉,则须在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后六年内申请。11
各种途径如何比较?
下表比较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金钱判决在澳大利亚的执行途径和时限;普通法诉讼的时限以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为例。12
| 判决作出地 | 在澳大利亚的执行途径 | 时限 |
|---|---|---|
| 中国内地 | 基于该判决提起普通法诉讼 | 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为12年,自判决在中国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在维多利亚州可能仅为六年 |
| 美国(联邦法院或州法院) | 基于该判决提起普通法诉讼 | 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为12年,自判决在美国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在维多利亚州可能仅为六年 |
| 香港(终审法院或高等法院) | 根据《外国判决法》登记 | 自判决或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之日起六年 |
| 台湾(最高法院、高等法院或地方法院) | 根据《外国判决法》登记 | 自判决或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之日起六年 |
| 英国(英国最高法院、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级法院、北爱尔兰司法法院或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 | 根据《外国判决法》登记 | 自判决或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之日起六年 |
| 加拿大艾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曼尼托巴省(所列法院) | 根据《外国判决法》登记 | 自判决或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之日起六年 |
| 加拿大其他省份和地区(例如安大略省) | 基于该判决提起普通法诉讼 | 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为12年,自判决在加拿大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在维多利亚州可能仅为六年 |
| 新西兰(法院作出的民事终局判决) | 根据《2010年跨塔斯曼诉讼法》(Trans-Tasman Proceedings Act 2010 (Cth))登记 | 自判决或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之日起六年,澳大利亚法院可以延长 |
| 沙特阿拉伯 | 基于该判决提起普通法诉讼 | 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为12年,自判决在沙特阿拉伯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在维多利亚州可能仅为六年 |
| 丹麦、芬兰、挪威、瑞典 | 基于该判决提起普通法诉讼 | 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为12年,自判决在作出地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在维多利亚州可能仅为六年 |
澳大利亚法院需要审查什么?
澳大利亚法院首先判断该外国文书是否属于“判决”(judgment),然后判断债权人是否已证明四项要件。13
中国法院的调解书是否属于判决?
某一外国文书是否属于判决,由澳大利亚法律决定,而不论其在外国的名称为何。法院考察的是该文书的作用:判决终局性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并借助法院的权威得到执行。在2022年的Bank of China Ltd v Chen案中,中国银行与包括本案债务人在内的七名被告之间存在金融借款纠纷,经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该法院出具了两份加盖印章的民事调解书(civil mediation documents,即记录法院主持调解所达成和解的文书)。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将上述标准适用于这两份调解书:它们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无需法院另行作出命令即可在中国执行,因此属于判决。14
新南威尔士州的法院规则允许为承认或执行判决而提起的诉讼,不经法院许可即在澳大利亚境外送达起诉文书。该债务人主张,这两份调解书不是判决,因此债权人必须先取得法院许可才能送达。法院认定调解书属于判决后,这一主张也就不能成立:该诉讼属于上述规则的适用范围,无需许可即可在澳大利亚境外送达。15
债权人必须证明什么?
在法院执行中国或美国的判决之前,债权人必须证明全部四项要件。16
- 外国法院对债务人具有澳大利亚法律所认可意义上的管辖权。如果债务人身在该外国时被当面送达起诉文书,即法院文书被正式交到其本人手中,即已足够。17 如果债务人参与了该案,就实体问题(merits,即争议的实质内容)进行抗辩,也已足够。18 债务人在诉讼开始前已在合同中约定由该国法院解决争议的,同样满足这一要件。例如,在2002年新南威尔士州的Norsemeter Holding AS v Boele (No 1)案中,合同约定“双方同意以奥斯陆市法院为诉讼地”(‘The parties agree to Oslo byrett (Oslo City Court) as the legal venue’)。审理该案的Einstein法官认定,该条款涵盖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因此挪威法院具有澳大利亚法律所认可意义上的管辖权。19 债务人参与诉讼如果仅是为了保护在该案中被扣押或被限制处分的财产、对外国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或请求该法院不予审理该案,这本身并不使该法院取得管辖权。20
- 该判决是终局且具决定性的(final and conclusive)。根据判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该判决必须已经解决了争议。当事人仍可上诉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判决具有终局性。21
- 该判决是在相同当事人之间作出的。在澳大利亚被起诉的人,必须是外国判决所针对的人,即判决债务人(judgment debtor)。债权人可通过公司查询和相符的地址,或通过债务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证明被告即为判决债务人。22
- 该金钱判决判令支付的是确定金额。依据判决持续计算的利息,并不改变其为确定金额的实质。23
如果债权人无法证明全部四项要件,法院将不会执行该外国判决。四项要件一经证明,除非债务人证明某项抗辩,该外国判决即可作为债务在澳大利亚执行。24
自2020年以来,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已适用这四项要件,执行了青岛、上海、郑州、海南省等地的中国法院判决;2026年7月,该法院又执行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一份金钱判决。25
如果澳大利亚法院决定对公司债务人作出判决,只要该债务不少于4000澳元,债权人还可以就该金钱判决债务送达法定偿债要求(statutory demand)。法定偿债要求是一份正式通知,给予该公司21天时间付款,或向法院申请撤销该要求。如果该公司未付款,且该要求未被撤销,债权人可以申请将该公司清盘(wound up,即由清盘人接管公司、变卖其资产并将其关闭);如果在付款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内提出申请,法院必须推定该公司无力偿债(insolvent,即无法清偿其债务),再决定是否作出清盘令。26 另一篇文章说明了何时可以送达法定偿债要求。
美国判决的处理有何不同?
美国判决与中国判决的处理方式相同。美国同样未列入《外国判决法》的名单,因此适用相同的四项要件。27 最近一宗涉及约161亿美元判决的案件,说明了在针对美国判决的上诉尚未裁决之前,就在澳大利亚起诉的风险。
2023年9月15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判令阿根廷共和国支付约161亿美元及利息,阿根廷随后提起上诉。2024年3月,在该判决仍处于上诉期间,判决债权人即在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起诉,依普通法执行该判决。28 在澳大利亚的诉讼中,阿根廷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诉讼文书是否已有效送达阿根廷。2026年5月22日,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就该问题作出了有利于债权人的裁决。29 而在2026年3月27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已推翻了该美国判决。30
2026年6月30日,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就该澳大利亚上诉的诉讼费用(costs)作出裁定。法院称该美国判决“已不再有效”(‘that no longer stands’),除非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的申请获得成功。31 法院记录了债权人承认的一点:在美国判决上诉期间就在澳大利亚起诉,债权人“承担了已经出现的不利结果的风险”(‘took a risk of the adverse outcome that has eventuated’)。因此,尽管债权人在送达问题的上诉中胜诉,法院对该上诉的诉讼费用未作任何命令。双方因此各自承担己方费用。32
如上文所述,仍在上诉中的判决可以具有足以作为起诉依据的终局性。但如果该判决随后被推翻,即使债权人在澳大利亚就某个单独问题(例如送达)的上诉中胜诉,也可能无法让对方承担该上诉的费用,而须自行承担。33
债务人能否在澳大利亚就案件的实体问题重新争辩?
债务人通常不能在澳大利亚就案件的实体问题重新争辩。澳大利亚法院不会审查外国法院对事实或法律的认定是否正确。债务人也不能依赖其在外国已经提出或本可提出的实体抗辩。34
在2020年新南威尔士州的Bao v Qu; Tian (No 2)案中,债权人称其在2012年至2013年间向一对夫妇提供了四笔借款,但该夫妇未还款,遂在中国起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作出终审判决,判令二人偿还205万元人民币及利息。35 该夫妇居住在新南威尔士州,债权人遂在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起诉执行该判决。二人抗辩称,他们已用现金、一辆汽车和一场婚礼的费用偿还了175万元人民币,但这些款项在中国均未被抵扣。36 审理该案的Rothman法官驳回了这一主张。这些付款发生在中国判决作出之前,本可以且本应在中国提出,因此现在依赖这些付款,属于试图重新争辩案件的实体问题。37 法院就未付余额连同利息作出判决,金额为280.2849万元人民币。38
上述规则的例外范围很窄,包括欺诈、违反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例如未获得公平的陈述机会),以及判决实质上具有惩罚性。如果债务人证明其中之一,法院将不会执行该外国判决。39
债务人何时可以以欺诈为由对抗外国判决?
欺诈很难证明。新南威尔士州倾向采用的方法是,债务人必须依据在外国法院审理该案时无法获得、且经合理努力也无法发现的证据。新南威尔士州上诉法院在2014年的Quarter Investments Pty Ltd v Allardyce Lumber Company Ltd案中,列出了倾向采用这一方法的六项“有力理由”(‘powerful reasons’),但认为根据该案事实,不宜对这一问题作出最终结论。因此,上诉法院尚未就此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40 在上文提到的上海案件Tianjin Yingtong案中,债务人称有关协议是伪造的。欺诈抗辩未能成立,因为债务人所依据的一切在上海案件审理期间均可获得,且上海法院已考虑过这些问题。41
如果债务人在中国仅被公告送达,会怎样?
如果中国法院仅以公告方式送达,而债务人从未看到该公告,中国判决可能无法执行。在2023年的Yin v Wu案中,宁波一家法院对一名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男子作出了判决,但他从未被送达。42 维多利亚州上诉法院认为,债权人未能证明中国法律允许在该案中以公告方式送达,而且债权人知道可以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联系到该男子。因此,法院不允许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执行该判决。债权人另行提出的追回其支付给该男子款项的请求,则获得了支持。43
中国判决中的“双倍”利息是否具有惩罚性?
惩罚性例外也曾被用来对抗迟延付款的利息。在2025年新南威尔士州的Shanghai Chenggong Industrial Co Ltd v Chen案中,两份中国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4条(原第253条),在债务人迟延付款时加计“双倍”利息。债务人主张这具有惩罚性。审理该案的Peden法官认定,“所判利息的目的是补偿,而非惩罚”(‘the purpose of the interest ordered was to compensate, not to punish’),两份判决均应全额执行。44
仲裁裁决是否更容易执行?
仲裁裁决相对来说更容易执行:执行途径和拒绝执行的理由均由成文法规定。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是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条约。45 依据书面仲裁协议(arbitration agreement)在中国或美国作出的裁决,通常属于《国际仲裁法》所称的“外国裁决”(‘foreign award’),因为该公约适用于这类裁决。46
执行仍非自动进行。债权人必须向澳大利亚的州或领地法院,或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申请。债权人必须提交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或其经核证的副本,且任何非英文内容均须附经核证的英文译文。法院随后可以如同执行其自己的判决一样执行该裁决。47 债务人只能以《国际仲裁法》列明的理由对抗执行,例如未获得关于仲裁的适当通知,或执行违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48
在实践中,如果合同一方是中国或美国企业,另一方在澳大利亚有资产,双方起草合同时,值得考虑仲裁与诉讼在执行上的这一差别。
示例:青岛一家机械制造商能否在布里斯班执行其中国判决?
该判决及其当事人均为虚构。本示例说明债权人如何依据上文所述规则在昆士兰州执行该判决。
假设青岛一家机械制造商因发票款项未付,在青岛的法院起诉其布里斯班经销商(一家澳大利亚公司)。该经销商聘请了中国律师,主张机器存在缺陷。2025年3月1日,法院判决该经销商败诉,并判令其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该经销商既未上诉也未付款,其仅有的资产是布里斯班的一座仓库和若干银行账户。
本示例假设该判决于2025年4月1日在中国成为终局判决并可以执行。
第一,中国内地不在登记名单上,因此该制造商必须在昆士兰州最高法院就该判决提起诉讼,而不能登记该判决。49
第二,该制造商能够证明四项要件。该经销商在青岛就实体问题进行了抗辩,因此该法院具有澳大利亚法律所认可意义上的管辖权。该判决是终局判决,针对的是同一家公司,且为确定金额,尽管利息仍在持续计算。50
第三,该经销商不能在布里斯班重新提出机器存在缺陷的主张,因为青岛法院已就此作出裁决。51
第四,该制造商自2025年4月1日起有12年时间在昆士兰州最高法院提起诉讼。52
第五,该经销商仍可尝试上文所述范围很窄的抗辩,但根据本例事实,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该经销商通过其律师参与了青岛的诉讼,因此难以主张其未获得公平的陈述机会。以欺诈为由抗辩,需要依据在青岛法院审理时无法获得、且经合理努力也无法发现的证据。如果判决因迟延付款加计“双倍”利息,这类利息已被认定为补偿,而非惩罚。53
最后,一旦昆士兰州最高法院对该经销商作出判决,该制造商即可向其送达法定偿债要求,即上文所述的正式通知。该判决债务远高于4000澳元的最低金额。54
债权人在澳大利亚执行外国判决前应事先做哪些考虑?
持有外国金钱判决的债权人(例如上例中的机械制造商),在执行前应考虑以下八个方面。
- 确认判决作出地。55
- 请具有该国执业资格的律师确认该判决在当地是否为终局判决,以及何时可以执行。56
- 确认将被起诉的公司或个人即为判决债务人,例如通过公司查询。57
- 取得该判决及任何上诉判决,并附英文译文。58
- 记录任何部分付款,这些付款将从主张的金额中扣除。59
- 如果外国的上诉正在进行,须考虑阿根廷案所显示的诉讼费用风险。60
- 查明债务人在澳大利亚有哪些财产、位于哪个州或领地,例如通过土地产权查询和公司查询。
- 选择在澳大利亚哪个法院起诉或登记判决,考虑因素包括债务人的住所或经营地点,以及其财产所在地。
常见问题
- 如果债务人对澳大利亚境外的诉讼置之不理,会怎样?
- 只要外国法院具有澳大利亚法律所认可意义上的管辖权,例如债务人在该国被当面送达起诉文书,该判决仍可执行。如果债务人既未在该国被送达,也未参与诉讼,债权人必须证明该法院具有管辖权的其他依据,例如合同中选择该国法院的条款。即使外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如果债务人从未获得有效通知,仍可能以违反自然公正为由提出抗辩。
- 判决是否必须换算为澳元?
- 不一定。澳大利亚法院曾以人民币作出判决,也曾以美元和欧元作出判决。
- 如果判决在外国被上诉,时限从何时起算?
- 对于中国或美国的判决,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12年时限,自该判决在作出地首次可以执行之日起计算,该日期由该国法律决定。在维多利亚州,则可能适用六年时限,自可以就该判决提起诉讼之日起计算。对于香港或台湾的判决,申请登记的六年期限自最后一份上诉判决作出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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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Zheng,《中国或美国的金钱判决能否在澳大利亚执行?》,SQ Legal,2026年11月16日,https://sqlegal.com.au/zh/insights/enforcing-chinese-us-judgments-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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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
Foreign Judgments Act 1991 (Cth) ss 5(1), (4) (‘Foreign Judgments Act’);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1992 (Cth) reg 3, sch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
-
Bao v Qu; Tian (No 2) [2020] NSWSC 588, [26], [29]–[30] (Rothman J) (‘Bao’). ↩
-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n 1) sch item 13;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s 6(1), (2)(c), (3); Bao (n 2) [24]–[25]. ↩
-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s 5(1), (4), 6(2)(c), (3), (7);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n 1) reg 3. ↩
-
The latest compil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on the Federal Register of Legislation, Compilation No 9, is compiled as at 1 December 2015: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n 1) reg 3, sch items 13, 16, 16A, 24, 25AB, 27. ↩
-
Bao (n 2) [23]–[25]. ↩
-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s 5(4), 6(1), 10(1). ↩
-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1974 (Qld) ss 10(4)–(4A)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Limitation Act 1969 (NSW) s 17 (‘Limitation Act’); Tianjin Yingtong Materials Co Ltd v Young [2022] NSWSC 943, [41]–[42] (Harrison AsJ) (‘Tianjin Yingtong’). ↩
-
Tianjin Yingtong (n 8) [7], [41]–[42]. ↩
-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1958 (Vic) s 5(1)(a), (4); Dennehy v Reasonable Endeavours Pty Ltd [2003] FCAFC 158, [8] (Finkelstein J, Madgwick J agreeing at [1], Dowsett J agreeing at [21]) (‘Dennehy’). ↩
-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 6(1). ↩
-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s 5(4), 6(1);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n 1) reg 3, sch items 1A, 3, 13, 17, 25AB, 27; Trans-Tasman Proceedings Act 2010 (Cth) ss 65(1), 66(1)(a), 67(1), (5)(c); Bao (n 2) [23]–[26];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n 8) ss 10(4)–(4A); Limitation Act (n 8) s 17; Tianjin Yingtong (n 8) [41]–[42];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1958 (Vic) s 5(1)(a), (4); Dennehy (n 10) [8]. ↩
-
Bank of China Ltd v Chen [2022] NSWSC 749, [96]–[97] (Harrison AsJ) (‘Bank of China’); Bao (n 2) [26], [29]. ↩
-
Bank of China (n 13) [1]–[2], [16], [96]–[97], [102]–[105]. ↩
-
Ibid [33], [54], [106], [108]. ↩
-
Bao (n 2) [26], [29]. ↩
-
Ibid [27]. ↩
-
Ibid [27]; Zhengzhou Lvdu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 v Shu [2024] NSWSC 58, [25]–[31] (Nixon J) (‘Zhengzhou’). ↩
-
Norsemeter Holding AS v Boele (No 1) [2002] NSWSC 370, [15], [17]–[19] (Einstein J). ↩
-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 11. ↩
-
Bao (n 2) [28]. ↩
-
Bao (n 2) [26]; Yangpu Huigu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Ltd v He [2025] NSWSC 28, [34] (Harrison AsJ) (‘Yangpu’); Bank of China (n 13) [88]. ↩
-
Yangpu (n 22) [35]–[37]. ↩
-
Bao (n 2) [29]. ↩
-
Ibid [8], [72]; Tianjin Yingtong (n 8) [4], [43]; Zhengzhou (n 18) [1], [69]; Yangpu (n 22) [4], [41]; Lyu v Ma [2026] NSWSC 841, [6]–[8], [20] (Elkaim AJ). ↩
-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 ss 9 (definitions of ‘statutory minimum’ and ‘statutory period’), 459A, 459C(2)(a), 459E(1), (2)(c), (3), 459F, 459G(2), 459P(1)(b) (‘Corporations Act’); Corporations Regulations 2001 (Cth) reg 5.4.01AAA(1)(b), (2)(b), (3) (‘Corporations Regulations’). ↩
-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n 1) sch; Bao (n 2) [23], [26]. ↩
-
Argentine Republic v Petersen Energía Inversora, SAU [2026] NSWCA 96, [3], [9], [18] (Mitchelmore JA) (‘Petersen’); Argentine Republic v Petersen Energía Inversora, SAU (No 2) [2026] NSWCA 121, [5], [12] (Ward P, Payne and Mitchelmore JJA) (‘Petersen (No 2)’). ↩
-
Petersen (n 28) [4]–[5], [19], [97]. ↩
-
Ibid [9]. ↩
-
Petersen (No 2) (n 28) [12]. ↩
-
Ibid [12]–[13]. ↩
-
Bao (n 2) [28]; Petersen (No 2) (n 28) [12]–[13]. ↩
-
Bao (n 2) [30], [45]–[50]. ↩
-
Ibid [2]–[4], [8]. ↩
-
Ibid [11], [19]. ↩
-
Ibid [21], [45]–[50]. ↩
-
Ibid [9], [70], [72]. ↩
-
Ibid [29]–[30], [44]–[48]; Shanghai Chenggong Industrial Co Ltd v Chen [2025] NSWSC 1112, [16]–[19] (Peden J) (‘Shanghai Chenggong’). ↩
-
Tianjin Yingtong (n 8) [35]–[36], citing Quarter Investments Pty Ltd v Allardyce Lumber Company Ltd (2014) 85 NSWLR 404. ↩
-
Tianjin Yingtong (n 8) [37]–[39]. ↩
-
Yin v Wu [2023] VSCA 130, [1]–[2] (Kyrou, T Forrest and Hargrave JJA) (‘Yin’). ↩
-
Ibid [84], [90]–[95], [107], [158]. ↩
-
Shanghai Chenggong (n 39) [14]–[19], [31]–[32]. ↩
-
Australia acceded to the Convention on 26 March 1975, the United States on 30 September 1970 and China on 22 January 1987: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opened for signature 10 June 1958, 330 UNTS 3 (entered into force 7 June 195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Web Page, 17 October 2026)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XII-1&chapter=22&clang=_en>. ↩
-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74 (Cth) s 3(1) (definitions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and ‘foreign awar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 45) arts I(1), II. ↩
-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n 46) ss 8(1)–(3), 9(1)–(3). ↩
-
Ibid ss 8(3A), (5)(c), (7)(b), (7A). ↩
-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n 1) reg 3, sch; Bao (n 2) [23]–[26]. ↩
-
Bao (n 2) [26]–[28]; Zhengzhou (n 18) [25]–[31]; Yangpu (n 22) [34]–[37]. ↩
-
Bao (n 2) [30], [45]–[50]. ↩
-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n 8) ss 10(4)–(4A). ↩
-
Bao (n 2) [29]–[30], [44]–[48]; Tianjin Yingtong (n 8) [35]–[36]; Shanghai Chenggong (n 39) [19], [28], [31]. ↩
-
Corporations Act (n 26) ss 459E(1), (3); Corporations Regulations (n 26) reg 5.4.01AAA(1)(b), (3). ↩
-
Foreign Judgments Act (n 1) ss 6(1), 10(1); Bao (n 2) [23]–[26]. ↩
-
Bao (n 2) [28]; Bank of China (n 13) [43], [103]–[105];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n 8) s 10(4A). ↩
-
Yangpu (n 22) [34]; Bank of China (n 13) [88]. ↩
-
Bao (n 2) [5]; Tianjin Yingtong (n 8) [39]. ↩
-
Bao (n 2) [9], [70]; Lyu v Ma (n 25) [9], [18]. ↩
-
Petersen (No 2) (n 28) [12]–[13]. ↩
资料来源
- Foreign Judgments Act 1991 (Cth)
- Foreign Judgments Regulations 1992 (Cth)
- Trans-Tasman Proceedings Act 2010 (Cth)
-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1974 (Qld)
- Limitation Act 1969 (NSW)
- Limitation of Actions Act 1958 (Vic)
-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
- Corporations Regulations 2001 (Cth)
-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ct 1974 (Cth)
- Bao v Qu; Tian (No 2) [2020] NSWSC 588
- Tianjin Yingtong Materials Co Ltd v Young [2022] NSWSC 943
- Zhengzhou Lvdu Real Estate Group Co Ltd v Shu [2024] NSWSC 58
- Norsemeter Holding AS v Boele (No 1) [2002] NSWSC 370
- Dennehy v Reasonable Endeavours Pty Ltd [2003] FCAFC 158
- Yangpu Huigu Pharmaceutical Corporation Ltd v He [2025] NSWSC 28
- Bank of China Ltd v Chen [2022] NSWSC 749
- Lyu v Ma [2026] NSWSC 841
- Argentine Republic v Petersen Energía Inversora, SAU [2026] NSWCA 96
- Argentine Republic v Petersen Energía Inversora, SAU (No 2) [2026] NSWCA 121
- Shanghai Chenggong Industrial Co Ltd v Chen [2025] NSWSC 1112
- Yin v Wu [2023] VSCA 130
-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opened for signature 10 June 1958, 330 UNTS 3 (entered into force 7 June 1959)
-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Web Page, 17 October 2026)